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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建校六十五周年 图书馆读者俱乐部校友风采录(一)

来源: 发表时间:2020-12-21 16:02:48浏览次数:字体大小: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六十五载春华秋实。在喜迎山东政法学院建校六十五周年之际,图书馆推出读者俱乐部【校友风采录】为建校65周年献礼!

个人简介

    王林,山东高密人,山东政法学院2005级学生,2006年加入图书馆读者俱乐部,现任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审判员。

     刘合臻,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学术观点分享

民法典情势变更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王林 刘合臻

     摘要:民法典合同编对情势变更制度进行了修改,引入了双方当事人的再交涉义务,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限定条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依法运用情势变更制度妥善处理合同纠纷,维护经济生活法律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厘清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的差异,全面准确把握其适用条件,从而真正实现情势变更制度在维护交易秩序、平衡利益关系、保障实质正义等方面的价值功用。

     关键词:民法典 合同 情势变更 疫情 法律适用


     情势变更制度,是现代债法中关于合同之债效力的重要原则,是商事交易中解决因经济环境异常变动所造成的合同履行困难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民法典对情势变更制度进行了修改,将会直接影响相关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疫情背景下,运用情势变更制度妥善处理合同纠纷,维护经济生活法律秩序,不仅是社会非常情形下的必然要求,也是常态社会下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立法沿革

     (一)最早散见于司法政策文件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势变更制度就已经多次出现在司法政策文件中。如最高人民法院198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就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问题,规定出现下列两种情况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一是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二是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第29号复函指出,由于发生了当事人无法预见和防止的情势变更……仍按原合同约定的价格……显失公平,当事人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再如,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发布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谈纪要》(法发〔19938号文)指出,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制度变更或解除合同。

     (二)1999年制定新合同法时未规定情势变更制度

     1999年我国制定新合同法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称,关于情势变更制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根据现有的经验,对情势变更难以作出科学的界定,而且和商业风险的界限也难以划清,执行时更难以操作,实际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现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规定条件尚不成熟。法律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对此不作规定。当年的新合同法未规定情势变更制度,成为一个立法缺憾。

     (三)2009年合同法司法解释中正式规定情势变更制度

     为回应司法审判的现实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确认,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从而较为完整地认可了情势变更制度。为防止滥用,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又专门发布《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要求对于确需在个案中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四)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对情势变更制度进行了修改

2020528日,我国首部民法典正式颁布,其中合同编对原先的合同法律规定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情势变更制度便是诸多亮点之一。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该条文对原先情势变更制度修改的亮点在于,将当事人重新协商程序作为司法介入的前置条件,同时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限定条件,意味着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不再是互斥的关系,在发生不可抗力事项的情况下也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二、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之辨析

     (一)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事件,一般表现为影响合同履行的灾难性事件,既包括自然力量,如地震、水灾、旱灾、暴风雪等;又包括社会异常行动,如战争、暴乱、军事封锁等。

     长期以来,在司法适用中,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的界分不明,造成了体系上的混乱,有的案件明明是以情势变更为案由,最后却适用了不可抗力进行判决,无法凸显情势变更独特的制度价值。实际上,不可抗力规则与情势变更制度并不存在互斥关系,也不存在相互比较的问题,因为这二者并非一个维度上的概念。不可抗力仅仅是一个原因或条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其可能引发包括情势变更在内的不同法律后果。具体而言,不可抗力事项的发生,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可适用法定解除制度;致使当事人一方违约的,可适用违约责任中的法定免责事由制度;致使当事人无法及时行使请求权的,可发生诉讼时效中止的效果。可见,不可抗力为因,情势变更、法定解除、违约责任、诉讼时效中止等皆可为果。不可抗力条款是作为免责事由被引入合同法的,而情势变更制度是作为对合同拘束力的例外情形被纳入到合同法体系之中的。两者在制度层面的功能区别明晰,在适用层面上亦当泾渭分明。由此,并不需要额外在情势变更条款中加入非不可抗力之词句对情势进行限定【2】。例如,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合同无法履行,可按照情势变更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先行协商,若无法达成一致则法官可决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在责任承担层面可引入不可抗力条款为依据令当事人免除责任。因此,民法典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限定条件,是非常科学合理的,有利于提高司法实践中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率,防止其被不可抗力规则越俎代庖而沦为僵尸条款

     (二)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情势变更的适用前提必须是不属于商业风险的情况。商业风险,是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因对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分析把握不足,造成经营失利而应承担的正常风险【3】。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有诸多相似性,容易混淆。实践中,为了维护合同的严肃性,防止交易关系的扭曲,应当从以下方面严格把握二者的界限。

     1.风险可预见性不同。情势变更的发生并非取决于经济规律,而是取决于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如国家相关政策的重大调整,对此当事人签约时无法预见,而且根据实际能力和当时的具体条件也根本不可能预见。就此意义而言,导致情势变更的风险是意外风险。商业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风险,在当事人的预料范围之内,如物价的降浮、汇率的涨跌等等。例如,当事人参与炒股票或期货等投机交易,因为这些都被公认为是具有高度风险的交易,故对于价格剧烈波动造成损失的,不得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2.主观过错不同。情势变更是在合同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重大变故所引起的,即使当事人尽了最大注意义务仍不可避免。情势的变更如果系法律上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原因时,则该当事人应当承担因此而发生的损失,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例如,因延迟履行债务或迟延受领而发生的情势变更,致合同当事人利益显失公平的,由于该情势变更的发生因当事人的过错而引起,故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当事人能够或者应当预见到将会发生商业风险,但甘愿冒此风险或者抱有侥幸心理,由于存有主观过失而导致遭受损失,故该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3.价值目标不同。情势变更制度是作为契约严守的例外发展起来的,是对契约严守的修正。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合同双方的对价关系被破坏,遂采用国家干预手段去排除显失公平的结果,重新平衡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是一种损益平衡机制。一旦被认定为情势变更,则意味着遭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可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使风险由对方承担或双方分担。对于商业风险,则应当坚持风险自负原则,这是契约严守原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体现,也是交易得以进行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倒逼市场主体增强决策科学性、减少风险损失、提高经济效益,对增强市场活力具有积极作用。

     三、民法典中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条件

     根据民法典中情势变更制度的内涵要求,其适用条件可以归结为:

     1.事实条件:须客观情势发生了异常变化。所谓情势,是指作为合同成立基础或环境的客观情况。例如,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行政管理措施等,都属于情势的范围。所谓异常变化,是指订立合同依赖的客观基础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致使合同订立和存在的基础丧失例如,由于战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属于异常变化。

     2.时间条件:客观情势变化必须在合同订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如果情势变更在合同订立时已经发生,则当事人就会认识或者应当认识到这种发生的事实,此时的合同是以已经变更的事实为基础的,故不应允许当事人事后调整;而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合同关系已经消灭,情势如何变化与合同无关。

     3.主观条件:客观情势的变化须当事人不可预见且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所谓当事人不可预见,是指当事人对客观情势是否发生变化不能确定地预知。如果在订约时能够预见,则应由其承担情势变更的风险。所谓不可归责于当事人,指客观情势的变化与当事人无关。如果变化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当事人承担风险或违约责任。

     4.结果条件:客观情势的变化须导致履行合同将会显失公平。这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实质性条件。对于何为显失公平,暂且不宜统一规定一个具体比例,而应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根据具体案情进行判定。这是由于,一方面,对于基数的比例很难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数字;另一方面,基数数额不同则会导致实际亏损数额大小将相差极大【4】。但是,总体而言,在实际亏损数额很小的情况不宜认定为显失公平5】。例如,某项交易中,标的价款总额为1000元,因为情势变更导致其中一方当事人亏损300元,此时虽然损失占比高达30%,但由于绝对数字并不大,依照一般社会观念,没有必要以显失公平来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从而避免该原则被无限制地滥用。

     四、疫情背景下情势变更制度之司法适用

     (一)重大突发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可能导致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合同履行带来了超常规的障碍,大批合同违约纠纷案件的出现,困扰着司法实务部门,亟待完善相关的法律应对机制。20202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疫情防控有关法律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这一观点表明,如果因疫情导致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重大情况变化,如因隔离、关停、人员流通限制而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存在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空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法发〔202017号)规定,对于防疫物资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施工合同、线下培训合同等具体的合同类型,可以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变更。这一司法态度与民法典规定的情势变更制度异曲同工。

     (二)特定情形下民法典有溯及力,当前即可适用新的情势变更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年初爆发,到目前已经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虽然民法典要等到202111日才正式实施,原则上 法不溯及既往,与疫情期间的民商事案件无涉,但也并非绝对,而是存在例外情况。根据立法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法律原则上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该规定在刑法适用上表现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对发生在新法实施之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上按照旧法处理,但适用新法有利于被追诉人的则适用新法;但在民法的适用上,却缺乏统一的规则,新法是否有溯及力,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俗称九民纪要)的精神,民法总则在三种特殊情形下可以溯及既往:(1)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但行为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2)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且行为没有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但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而民法总则有规定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3)某一法律事实发生在民法总则施行前,行为没有延续至民法总则施行后,虽然当时的法律有规定,但民法总则的规定更有利于促进交易达成的,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九民纪要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政策文件,可以成为判断民法典溯及力的重要依据【6】。就情势变更制度而言,由于其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就已经有相关法律规定,但民法典的规定强调了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义务,删除了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限定条件,显然更有利于促进交易达成,因此有可能因为上述第(3)项的规定而溯及既往,导致民法典规定的新的情势变更制度适用于目前的合同案件审理中。

     五、处理情势变更合同纠纷案件之司法策略

     受疫情影响,因情势变更导致的合同纠纷民商事案件数量激增,此类案件绝大多数是复杂案件而非简易案件,在事实认定和实体处理上都有较大难度。因此,一般不宜采用独任制,而应采用合议制审判,而且尽可能由审判委员会研究把关。在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审理案件时,应当做到慎重适用、循序渐进、妥善处理。

     第一步:坚持谦抑立场,不能依职权直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当事人主义,虽然对情势变更制度的规定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修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合同正义,但如果允许法官依职权对合同的内容作变更,显然是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法官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确定,而不能依职权直接进行认定。

     第二步:尊重意思自治,要求当事人先行协商。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引入了再交涉义务,可谓克服合同僵硬的润滑剂。在程序上,协商程序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必经程序,即情势发生变更后,一方当事人首先应当与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进行协商,只有协商不成时,才能通过法定程序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适用这一原则的请求。情势变更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干预合同利益平衡的同时,又要尊重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磋商交涉,以变更或者重新缔结合同,能够实现效率目的,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交易安全造成大的冲击。但即便如此,冗长交涉也可能产生难以承受的成本,因此,还有必要明确再交涉义务的期限并强化对再交涉义务的指导。防止当事人恶意启动再交涉程序、拖延再交涉进程以逃避合同义务、破坏合同稳定性【7】。

     第三步:发挥司法能动,优先进行诉讼调解。情势变更后,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法官应当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积极拓展调解工作领域,不断创新调解方式,将调解工作贯穿到合同诉讼的全过程。在审理情势变更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尤其是当民营企业遇到困难时,要重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着眼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纠纷,在依法、自愿的前提下,多做释法说理工作,努力争取案结事了,为有效促进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第四步:着眼利益平衡,依法妥善作出判决。若调解不成功时,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判决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是变更合同还是解除合同,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精神,应当以变更合同以恢复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促使双方继续履行合同为第一选择,只有在合同的继续履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请求解除合同时,再考虑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变更合同可以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重新达致平衡,使合同的履行变得公正合理。变更可以对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变更,如合同标的物的变更、数额的增减、价格的调整、履行方式变换等。如果变更合同尚不能消除双方显失公平的结果,就可以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情形通常包括:在合同目的因情势变更而不能实现的,合同履行因重大变更而不可期待的,合同履行因重大变更而丧失意义的。

     六、结语

     情势变更制度是采用国家干预手段去限制合同意思自治,重新平衡合同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但是长期以来,受不可抗力规则的影响,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适用受到严重限制。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性与不可预见性显著增强,因此,情势变更制度不应仅仅满足于稳固扎根于现实土壤中,更应当有着与时俱进、吐故纳新、开枝散叶的发展空间。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今后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情势变更制度的司法适用,以实现该制度在维护交易秩序、平衡利益关系、保障实质正义等方面的价值功用。


注释:

[1]参见王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载《法学》2020年第3期。

[2]参见万方:《我国情势变更制度要件及定位模式之反思》,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6期。

[3]参见张建军:《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的比较探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参见赵永巍、梁茜:《<民法总则>显失公平条款的类型化适用前瞻》,载《法律适用》2018年第1期。

[5]参见王德山:《情势变更制度中显失公平认定研究》,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

[6]参见刘贵祥:《<民法典>施行后如何正确处理新旧法律的衔接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5期。

[7]参见张素华、宁园:《论情势变更制度中的再交涉权利》,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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